1870年,即同治九年,扶桑国使臣柳原前光到达天津,要求与清政府订约通商,并带有扶桑外务卿致清总理衙门信函:

大意为扶桑国已与唐、英、法、美等国通商,而华夏是扶桑的近邻,又千年交好,请求与满清订立通商条约。

而总理衙门回复:

照以往通商即可,无需订立通商条约,直接拒绝了扶桑国。

这种结局其实不难料到,依照大清国衙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,想我泱泱天朝上国,物华天宝,谁耐烦与你区区倭国通商?

恰逢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,扶桑使者柳原便上门拜访,态度极为恭敬言道;

“扶桑被迫与大唐,英国,法国,美合众国和美联盟国列强通商,扶桑备受欺凌,内心委屈可又百般无奈。考虑到扶桑列岛距离大陆最近,双方有千年以来的友好传统,扶桑希望能够与大陆通商,齐心协力抵御外侮……”云云。

这一番谈话,打动了李鸿章“联夷制夷”的心思,再加上收受了扶桑厚礼,

因此,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表示;可以与扶桑签订贸易合同。

原因是“扶桑仰慕中华文化,精通中华文字,应该联合扶桑抵制西方列强,不可使扶桑倒向列强,成为他们的帮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