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文王名为熊赀,和乃父一样,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,为楚国的壮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文王即位之初,由于国富民强,军力强大,一批忠臣良将辅佐,执政压力不大。加之中年即位,为储多年,从事事小心的生活中方才解脱,所以并不励精图治,而是耽于享乐,沉浸在安逸之中。例如,他曾经携犬带弓远赴云梦泽游猎,整整三月一去不返;再如,广征丹阳美女以盈后宫,纵情于声色之中,沉浮于脂粉之畔,不理朝政,任由国事荒废。

于是老臣太保申和大将鬻拳进宫进谏,并以先王遗命为由要鞭笞文王以示惩戒。文王以自己出生便受赐位列诸侯,此时又贵为一国之君,不能受鞭刑之辱为由,请求太保申网开一面,换一种刑罚方式。但太保申执意不从,文王无奈,只得趴在枕席之上受刑。太保申并未真打,他手持荆条束鞭,高高扬起、轻轻落下,仅数下之后便止。

文王认为在先王英灵注视之下受此可有可无之刑,心中顿感不安,言即已蒙受鞭刑之名,不如真打一顿反倒痛快。太保申回曰对小人应令其受皮肉之苦,对君子则应让其感到内心羞赧屈辱,否则皮肉之苦又有何用?若大王仍不得醒悟,为臣之人实在是愧对先王嘱托,只得以死谢罪了,言罢自请死罪,意欲投河。文王急止猛省,遂杀狗、折弓、遣散美女,专注于修补朝政、巩固民生以报先王之志。留下一段“受笞纳谏”的佳话。

文王即位后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策,把国都从丹阳迁到了郢。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楚国外扩思路的延续性,楚国经过武王时期的对外用兵,在江南之地已经无可匹敌,寻求逐鹿中原的途径是其新阶段的必然选择。在战略重心已然北倾的情况下,就需要寻找新的大本营,同时,还要保持对南方固有版图的控制。因而迁都,则成为了适应楚国新的国情,解决楚国发展需要的重大决定。

郢城地理位置极佳,南有长江天堑为屏,西通巴蜀之地,东望吴郡、会稽,北向中原,陆路、水路四通八达,进可入主中原,退可据守一方。更兼地势高耸,保证汲水却无需担忧洪涝,是发展民生、保障后方稳定的绝佳场所。楚文王迁都的决策,确保了楚国后面将近四百年的繁盛。对于郢城的确切位置,历来众说纷纭,一说位于湖北江陵南部,又说湖北宜城西,还有认为其实所属两地,但都叫郢。

本人偏向于其首都位于湖北江陵南部。不过这也是自己本人的主观看法。

文王沿袭先王对外兼并的脚步,挥师进军申国。申国,以周为姓,也是周天子的分封地,作为周天子在江南楚地钳制楚国的重镇,楚文王几近周折,终于灭申。由于邓国地处于楚国和申国之间,是楚文王大军往返的必经之地,加之文王母后,也就是武王的王妃邓曼是邓国人,于是在文王班师路过邓国时,邓国国君设席款待文王。邓国的贵族们苦劝国君借此机会除掉文王,但国君不从,认为不能行此不义之举,由此放虎归山。文王回国后不久,就再度出兵把邓国灭掉了。

楚军之所以无往不利,一方面仰仗于国力的强大和军备的雄厚,另一方面,也有赖于治军之严明。有一则故事可以体现这一点,楚国伐邓途中,文王命令两位王子革和灵外出侦察,二人在野外遇见一位乞讨老翁,于是抢掠欺侮了他。文王得知此事,欲斩二人。

王公贵族们纷纷劝阻,认为因如此小事就处以极刑太过严厉。但乞讨老翁在营门外大喊说楚军因邓国残暴于是征讨,但楚国公子肆意欺凌老弱,岂不是说明楚军更为无道!文王感慨讨伐残暴的义军,如果自己也残暴无行,则算不上安民;仗着身强力壮欺侮年迈之人,将来无法教育后代;宠溺子女,因私废公,无视法度,则不能治理国家;庇护子女伤害国政更万万不可。文王乃斩杀二子以正军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