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,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。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,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。

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,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。韩国的商业、交通都十分发达,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。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,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。例如当时的宜阳,就是可以与赵国、楚国等进行联系、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,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。

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,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,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。由于贸易上的往来,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,商品得到交流,人民也得到了沟通,达到了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的崭新交流局势。这对经济的发展,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。

东周列国、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,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,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,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,无可置疑的是,最后的胜利者,是地主阶级,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。而在战国七雄之中,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,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。当然,在战国时代,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,而且在很多的国家,其权力还很大。

但毫无疑问的是,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。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,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,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,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。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,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,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、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、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、牛耕的使用、农业技术的大进步、手工业的进步、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,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,战争的巨大消耗,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。

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,一种是官营,另一种则是私营。早在春秋时期,就有范蠡、端木赐等著名商人,到了战国时期,更有猗顿等人,他们都是富可敌国,名驰天下。由此可见,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,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。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,教授致富之道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就记载,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,精确运用“人弃我取,人取我与”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。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。

战国时的大都邑,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,如赵都邯郸、齐都临淄,以及魏国都城大梁、洛阳等。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,称为“有市之邑”,如韩国的上党郡,其中70邑有市。“日中做市,招集天下的人民,聚会天下的货物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”(《周易·系辞》)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。